未來的能源安全著重體現在能源結構的多元化和智慧能源技術及系統的廣泛應用。

　　近年來，氣候變化、疫情等對全球化體系及全球產業鏈產生沖擊。在此背景下如何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怎樣平衡經濟增長和能源減排的關系，我國又該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上尋找新的競爭力來源?

　　圍繞這些問題，近日，新京報貝殼財經對話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投資和技術促進辦公室(中國·北京)主任武雅斌。他表示，減碳過程如果不加輔導，會對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造成影響，因此政府應該出臺一些相應的扶持措施，降低減排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實現碳中和的一個前提是能源安全。在武雅斌看來，未來的能源安全著重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能源結構的多元化，即化石能源比重進一步下降，綠色能源的比重逐漸上升;二是智慧能源技術和系統的廣泛應用。這兩個方面將成為未來影響力投資和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資的熱點。

　　在減碳過程中，政府應出臺扶持措施賦能中小企業

　　新京報貝殼財經：在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如何解決經濟增長和能源減排的關系?

　　武雅斌：把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分兩個階段來看，前一個階段(指碳達峰階段)我們是有跡可循的，西方發達國家大概從2007年到2013年已陸續實現了碳達峰，碳達峰是一個數值拐點，它們有一些技術成果、政策經驗及教訓可以借鑒。

　　例如日本實現碳達峰后，碳排放量連年降低，從2013年到2020年減少約18%，代價是產業活動減少了約20%，一些日本企業被迫面臨生存轉型。

　　這就說明減排有成本，減碳過程如果不進行輔導，會對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造成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出臺一些相應的扶持措施，設置政策過渡期，特別是要為中小企業賦能，降低減排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新京報貝殼財經：疫情影響下，產業經濟的增長點在哪里?內在動力是什么?

　　武雅斌：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資本不會睡覺，創新不會停步”。疫情發生以來，雖然人員流動和交往減少，但有些產業異軍突起，有幾個例子。

　　一是免接觸行業，很多機構已經轉變了辦公方式，很多會議轉為線上召開，有的國際組織執行了“work flexibility(彈性工作)”制度，給大家更多的選擇和自由。線上會議的軟硬件市場規模迎井噴式增長，云上展覽會、洽談會等交易撮合量也在逐步提升。二是線上文旅業，通過AR、VR等技術讓大家沉浸式地游覽看展，雖然不能取代現實旅游消費，但這是很好的嘗試，還能解決未來部分線下景點承載力有限的問題。三是大健康，包括飛盤、自行車等過去可能沒有受到太多重視的體育項目或產業，現在越來越流行。另外還有預制菜、醫藥、PPE和抗疫物資等產業快速發展。

　　中國的市場已在慢慢轉型，而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迫切地需要這種生產能力和產品，最近我們就在向非洲市場推廣中國的PPE(個人防護設備)物資和產品，這些都是企業可以去探究發展的方向。

　　全球價值鏈講求合作共贏，要優勢互補、協同共生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全球價值鏈位置看，中國部分產業躋身全球中高端，也有部分產業環節處在中低端，可從哪些領域挖掘合作潛力形成互補?有哪些合作新機?

　　武雅斌：全球貿易中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球80%以上的貿易是價值鏈貿易，即一個產品的誕生需要多個國家或者地區提供不同的生產要素，也就是需要國際合作才能實現。

　　從2016年開始，中國多部門就出臺政策，鼓勵企業攀升全球價值鏈。中國高鐵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全價值鏈發展”的范例。2017年9月，“復興號”列車在京滬高鐵實現350公里時速運營。“復興號”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是中國走向“制造強國”、占領高鐵生產技術全球制高點、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重要標志。

　　雖然在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進程中，中國還面臨著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對終端產品價格的掌控力較低、產業轉移和訂單轉移等問題，不過中國正在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騰籠換鳥”的意義。

　　一方面，把一些已經不具有發展優勢的產業盡快淘汰或轉移，為產業升級和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騰出足夠的空間;另一方面，通過研發創新、市場開拓和在國際市場上的收購并購，從價值鏈的更高端切入，爭取更多的國際合作。

　　在近兩年新冠疫情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背景下，中國更加注重補鏈、延鏈和強鏈，特別是對少數關鍵技術裝備，更是加大技術引進和研發力度，雙管齊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并重，取得了較好的實效。

　　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全球價值鏈中講求的是合作共贏，不能“贏者通吃”，要形成“命運共同體”，把更多利益攸關方通過價值鏈深度聯結在一起，不斷挖潛，優勢互補，協同共生，不斷把蛋糕做大，這樣才能行穩致遠。

　　同時，中國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帶頭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掌握綠色發展、智能制造時代的主動權，推動構建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綠色價值鏈。

　　數字化轉型一定要關注包容性發展問題，不讓任何人落下

　　新京報貝殼財經：極端天氣及能源轉型會提升綠色投資相關的物理風險，這是否會影響社會資本的選擇?怎樣降低風險、提升相關投資的吸引力及機構主體的活躍度?

　　武雅斌：能源動力從來都是歷次工業革命最核心的應用場景。新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綠色能源的應用是大勢所趨。

　　未來的能源安全著重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能源結構的多元化，即化石能源比重進一步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漸上升，特別是綠色能源將成未來能源構成中的主體;二是智慧能源技術和系統的廣泛應用。

　　一直以來，能源電力產業是全球減碳的重頭戲，必須通過數字化改造，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時提升效率，增強電網的穩定性和韌性。以上兩方面將成為未來影響力投資和ESG投資的熱點。

　　新京報貝殼財經：采用數字化技術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目前我們整體數字化技術的水平如何?還有哪些挑戰，您對此有何建議?

　　武雅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中，中國不斷實現產業躍遷，在不少核心領域走入世界前列，與發達國家呈齊頭并進之勢，這是非常可喜的。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目前中國在部分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掌握上仍需繼續努力。

　　同時，數字化的實現，以數字基礎設施的建立和完善為前提。中國地域廣闊，各地的數字化發展不均衡。整個社會的數字化轉型，一定要關注包容性發展問題，不能形成新的“數字鴻溝”，“不讓任何人落下”。

　　零碳化恰恰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一個倒逼機制，它是轉型的壓力，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促進、共生協同發展的。比如一個企業在長沙改造了所有的數字交通路口，信號裝置等，由于它減少了擁堵，減少了汽車在路上行駛的時間，大大降低了事故發生率，客觀上達到了減碳效果。

　　短期來說，碳減排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必須要付出的成本，也是這些國家面向未來的發展路徑。從長期來說，這是對產業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錘煉，沒有減碳零碳指標是沒法進入國際市場的，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國際化的企業。

　　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有義務和責任進行技術援助，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應該互動的。（新京報零碳研究院 程維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