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是最早提出能源轉型的地區，一直將“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領導者”作為其發展戰略和政策實施的驅動力；歐洲各國也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形成了廣泛共識，設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和能源政策，并不斷提高2030～2050年的脫碳目標。

歐盟委員會于2007年提出《歐盟2020戰略》，提出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削減20%、可再生能源份額提高到20%、能源效率提高20%；2011年發布的《歐盟2050低碳經濟路線圖》，提出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減排80%～90%；為了實現2050年的目標，2014年出臺了《歐盟2030氣候和能源政策框架》，計劃到2030年溫室氣體減排比1990年減少40％，可再生能源份額不低于27％，能效提高30%；2018～2021年，又相繼頒布可再生能源指令、《歐洲綠色協議》《歐洲氣候法》等，預計將2030年減排目標提高到55%，可再生能源份額提高到32.5%、能效提高32.5%。

然而，俄烏沖突為歐洲的能源轉型按下了“暫停鍵”。

一直以來，歐洲能源的對外依存度較高，歐盟27國的對外依存度高達57.5%，其中俄羅斯是歐盟原油、煤炭和天然氣的主要供應國。歐盟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占26.9%，天然氣占總進口量的41.1%，煤炭占總進口量的46.7%，因而歐盟在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的同時，也導致了自身能源供應緊張及價格飛漲。近期，法國、德國、荷蘭和奧地利等歐洲國家紛紛宣布重啟燃煤電廠的計劃，這也進一步增加了未來歐洲脫碳進程的不確定性。例如，歐洲能源巨頭大瀑布電力公司（Vattenfall）現已宣布暫時停止對已停運的德國慕爾堡（Moorburg）煤電廠的拆除；意大利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國家電力公司（Enel）表示，將取消其在意大利的兩個最大的煤電廠改造計劃。

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認為，在當前背景下，改用燃煤發電是歐盟唯一能夠快速節省超過2000億千瓦時天然氣的方式。能源研究機構RystadEnergy的數據顯示，2021年歐洲的燃煤發電量增長至579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8%，中斷了自2012年以來的下降趨勢。歐洲煤電的回歸，還推高了全球的煤炭價格。截至7月1日，亞洲和歐洲的煤炭價格已經達到了每噸380～390美元，相比去年，價格上漲了近3倍。

從政策到市場，“減碳”多管齊下

盡管歐洲能源轉型的速度有所減緩，但在過去幾十年中，歐洲能源轉型所取得的成果仍不可忽視，其碳達峰后的相關轉型措施也有一定借鑒意義。

歐盟于1990年左右實現碳達峰，2020年，歐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7億噸，比1990年的40.2億噸減少32.9%，超過2020年減少20%的目標。

從一次能源消費方面看，歐盟的一次能源供應中仍以化石燃料為主，2020年化石燃料消耗量仍占總能源消耗量的70%，但比1990年的82%下降了12個百分點。從用能清潔度方面看，2019年歐盟終端能源碳密度（產生單位能量時釋放出的二氧化碳質量）從1990年的84.8克二氧化碳/兆焦耳降至62.6克二氧化碳/兆焦耳，相比之下，中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美國、加拿大終端能源碳密度分別為112.8、110.4、90.4、87.6、71.3、66.4克二氧化碳/兆焦耳，均高于歐盟。分行業看，電力行業是碳減排的主力。1990～2019年間，歐盟電力行業的碳減排量超過8億噸（降幅40%），是貢獻最大的部門；其次是工業（減排5億噸，降幅50%）；其他部門減排貢獻甚微，交通領域不降反升，上漲2億噸。其中，電力行業的碳減排主要來自可再生能源的擴張與退煤的不斷加速。

從可再生能源發展層面看，2020年歐盟可再生能源消費總量占比達到22.1%。根據IEA數據，截至2020年年底，歐盟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已經超過了煤電和天然氣，僅次于核電，含水可再生能源占比超過了整體發電量的37%，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比也超過了15%；煤電淘汰方面，截至2021年年底，已經實現電力系統去煤的歐盟國家有9個，非歐盟國家有4個；宣布退煤計劃的歐盟國家有15個，非歐盟國家有英國和北馬其頓。

從政策和立法層面看，過去幾十年中，歐盟能源轉型的力度在不斷升級。不論是《歐盟2020戰略》還是《歐洲氣候法》，能源、工業、交通、林業等關鍵行業的碳減排目標量都在提高，部分政策還升級為法律，這些轉型“加法”都是歐盟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實現能源轉型目標的有力保障。

2005年，歐盟正式啟動了碳交易排放體系（EU-ETS）,作為全球首個強制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歐盟從市場運行機制、法律制度等多個維度對該交易體系進行了探索和完善，盡管還有諸多不足，但其為全球其他國家的碳交易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參考。

隨著歐盟碳交易機制的建立，歐盟對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的大型企業的約束力也進一步加強，應用范圍覆蓋了電力、煉油、煉焦、鋼鐵、水泥、造紙等行業近1.2萬個排放源，占總排放量的53%。同時，碳排放稅機制的實施，將中小型碳排放主體納入其中，擴大了社會參與節能減排的范圍。

除了市場機制的建立，金融手段也是歐盟實現碳減排的有力工具，例如，設立專項基金、發行綠色債券、吸引私人資本等方式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大氣候投融資力度。在設立專項基金方面，有歐盟的創新基金，投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突破性低碳技術及工藝（包括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以及能源儲存）；有現代化基金，投資電力部門和更廣泛的實現能源系統現代化，提高低收入成員國的能源效率；也有InvestEU（“投資歐洲計劃”）支持歐洲的可持續投資和創新就業機會等。2021年10月12日歐盟發行了首只15年期綠色債券，共籌集120億歐元用于歐盟成員國的綠色和可持續投資。2021年10月，美國銀行證券公司（BofA）預計2022～2030年，歐盟每年將發行350億至450億歐元規模的綠色債券，將顯著增加綠色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在吸引私人資本方面，歐盟專門制定了“可持續歐洲投資計劃”（SEIP）、全球聯通歐洲戰略、全球門戶計劃等，吸引私人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氣候保護等。

更為重要的是，歐盟加強了電網的互聯互通。目前，歐盟成員國之間已建有60條互聯線路，與周邊國家間建有22條互聯線路。《歐洲十年電網發展規劃2020》還提出改建或新增11條歐盟與周邊國家的互聯線路，其中2條正在施工中，4條已獲歐盟許可。截至2019年年底，歐盟整體電網互連水平已達18.8%。歐洲國家普遍認為整合能源市場是實現低碳轉型最經濟有效的方式，對電力互聯持歡迎態度。歐洲理事會提出到2030年歐盟各國電網互連水平（電網互聯容量與總裝機容量之比）應達到15%。

脫碳“齊步走”尚存阻力

不過，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利益訴求不同，歐盟在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的政策決策中，也并非一帆風順。歐盟各國轉型步伐的不一致，或將影響整體進程。

據統計，歐盟礦業、傳統汽車行業等能源密集型產業大約共有1100萬從業者，其中煤炭產業從業者近24萬人，分布在包括波蘭、西班牙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考慮到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的國家的訴求，以及這些國家由于各種社會問題在能源發展路徑上存在的差異和分化，歐盟推行整體能源政策、推動整體能源轉型的過程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各終端用能領域發展不協調。歐洲能源轉型在電力部門進展迅速，但在電力部門以外，能源轉型才剛剛開始。在交通運輸、建筑、工業等終端用能領域，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部署結果不盡相同，能源轉型進展相對較慢。歐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工業部門雖被納入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貿易機制，但并無實質性減排。2013～2020年間，歐盟工業部門碳排放量僅減少了0.3%。

其次，碳關稅建立仍面臨阻力。從外部來看，外界對歐盟征收碳關稅是否符合現行的貿易規則普遍存有疑慮，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盟主要貿易伙伴并不完全支持此項征稅政策，歐盟很多貿易伙伴懷疑該機制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國際氣候協定不兼容。從內部來看，歐盟國家對征收碳關稅也存在較大分歧，相關行業對征收碳關稅也憂心忡忡。德國工業界、歐洲水泥和鋼鐵等行業認為，這樣征稅將使其無法享受現行的免費碳排放配額，還會導致成本增加，對歐洲相關行業和價值鏈造成影響，削弱企業投資低碳技術的能力。

此外，高昂的碳中和成本也是歐盟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如果歐盟27國在2021～2050年期間實現碳中和，預計需要28萬億歐元資金，意味著每年將有近1萬億歐元的投資。此外，關閉未到壽命的化石能源發電設施也將造成一定損失。

面對歐洲的“他山之石”，我國在碳減排的路徑和方法上或許可以借鑒一二。

當前，我國是世界能源消費第一大國，化石能源消費占總量的82.7%，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費只占5%。碳排放規模達到每年100億噸，占全球總量的30%，按照2060年的目標，至少每年要減排90億噸。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間隔上看，歐盟大約需要60年時間，美國需要45年，而我國則力爭用30年時間實現目標，時間縮短了近半，減排曲線更為陡峭，面臨的挑戰更為巨大。從歐洲的碳減排經驗來看，溫室氣體減排是一項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多措并舉。于我國而言，從歐洲轉型的經驗與教訓中，兩個最大的借鑒經驗：一是可再生能源的建設規模要遠大于負荷，二是電力系統率先脫碳后，要能夠持續為其他行業提供零排放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