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我國光伏發電、風電成本持續大幅下降，加上生態環保、碳減排等約束趨嚴，煤電綜合成本越來越高，以風、光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將成為最可獲得、最便利、最具經濟效益的綠色能源。”曹仁賢表示，隨著成本持續降低，風光等可再生能源必將是實現“碳中和”的最有效手段。
不過，曹仁賢坦言，按照占比25%的總目標來算，行業初步達成共識，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需達到20%以上，意味著風、光年均新增裝機不能低于1.2億千瓦。“近年來，我國風電、光伏發電裝機保持了迅猛增長態勢，但歷年規模均未達到上述體量。即便是2020年，受到搶裝等因素影響，全年風電裝機總量也就在7000多萬千瓦。換句話說，若按照近年的正常速度推進，實現上述目標存在一定難度。”
在此過程中，產業自身問題尤為值得關注。“面對巨大的裝機增量，市場明顯熱起來，目前來看，甚至出現一些失衡傾向。去年以來，產業鏈時有偏緊現象，硅料、組件、輔材等價格紛紛上漲。由此來看，規模化發展帶來的降成本目標尚未完全實現。”曹仁賢表示，“因此，我們不僅僅追求多上一些裝機，更要站在更高格局，盡快使得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真正具備競爭優勢。”
曹仁賢進一步指出，降低成本離不開創新，但目前有很多工作亟待完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可再生能源產業是按‘計劃’發展，裝多少機、發多少電，并未遵照市場大面積放開，也就無法反映實時成本和供需關系浮動。只有堅持市場化的創新，讓各方充分參與競爭，才能推動成本進一步降低。”
有了宏大的裝機預期，下一步則是擴大應用。曹仁賢認為，“十三五”以來，電網雖已給出越來越大的消納空間，但消納仍是制約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大瓶頸。尤其在巨大增量之下，如何全額保量保價消納的不確定性加劇。“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波動性、間歇性特征不可回避。在其占比有限的情況下，這些風險可以由電力系統實現對沖。未來大規模、高比例接入電網，可再生能源滲透率至少按照70%-80%進行考慮，而目前這一比例也就在30%左右。與之相對應，電力系統需要重構，電力體制也要改革。既包括量的增加，也有質的變革，增加投資、大力創新等工作缺一不可。”
曹仁賢還建議，加強碳排放監管、計征等工作，全面衡量二氧化碳排放的社會成本。“總體來看，這部分工作相對薄弱。碳排放權交易雖已啟動，但最快要到今年6月才能實現第一筆交易，對于碳排放社會成本的核定更是滯后。目前，2013-2019年中任一年排放達到2.6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及以上的企業，折合綜合能源消費量約1萬噸標準煤，才被納入重點排放單位名單。名單之外，暫未對其他行業、企業形成硬性約束。建議對碳排放指標適度從緊，同時引入更完善的市場機制，讓可再生能源價值得以充分發揮，同時起到一種明確的導向作用，即排放需要付出代價，不給心存僥幸者留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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