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與千行百業的深度融合不再只是未來圖景，而是正在迅速展開的國家行動。

　　近期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我國抓住人工智能革命歷史機遇、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全面的行動指南。

　　戰略意義：為何此時推出“人工智能+”行動?

　　中國科學院院士鄂維南表示：“人工智能與科學研究的深度融合，正在孕育一場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此次出臺的《意見》，正是為了牢牢掌握主動權，率先建立基于AI的新型科研和研發范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說：“我國數據資源規模優勢持續擴大，2024年數據生產總量達41.06澤字節(ZB)，同比增長25%。”他表示，這些優勢為“人工智能+”行動提供了堅實基礎。

　　國家信息中心主任徐強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角度解讀了《意見》的意義：“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智能涌現”，是對人類認知邊界、勞動能力、決策水平的極大拓展提升，將有助于推動生產力革命性躍遷和生產關系深刻性變革。

　　六大領域：人工智能如何賦能千行百業?

　　《意見》明確了六大重點行動領域，構建了“人工智能+”的全景圖。

　　一是“人工智能+”科學技術。AI正在改變科學研究范式，從“觀察-假設-驗證”的傳統模式轉向以數據和算力驅動為特征的精準科學模式。

　　鄂維南表示：“AI for Science的本質是通過人工智能解決過去無法解決的重大科學難題。”他舉例說，蛋白質結構預測這一生命科學領域的“世紀難題”正是通過AI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二是“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人工智能正在推動國民經濟三大產業向智能化躍遷。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南寧指出：“AI+正在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不僅推動傳統產業提質增效，更為新質生產力注入強勁動能。”

　　三是“人工智能+”消費提質。人工智能正在引領智能消費產品和服務形態的快速演進，從人工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到智能家居、智能網聯汽車，AI技術已深度嵌入各類終端，帶來更加個性化和智能化的交互場景。

　　四是“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人工智能滲透到教育、醫療、就業等各領域，有效提升生活品質。鄭南寧表示：“通過智能化供給改善就業、教育、醫療、養老、出行等公共服務，可以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五是“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人工智能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運行機制重塑。在社會治理、安全治理和生態治理三個層面，AI不斷推動治理工具與架構的深度變革。

　　六是“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我國積極倡導“協同推進全球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秉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的價值理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基礎支撐：如何筑牢“人工智能+”發展根基?

　　《意見》從算力、數據、人才、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八大基礎支撐措施。

　　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是首要任務。鄂維南比喻道：“正如高速公路之于現代經濟社會，智能化科研基礎設施是AI for Science發展的‘底座’。”近年來，我國已在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初步進展，如玻爾空間站等基礎科研平臺正迅速成為科研工作者喜愛的工具。

　　數據是人工智能的“燃料”。鄂維南指出：“科學研究的焦點正逐漸從‘拼模型’轉向‘拼數據’。”未來，數據的質量和多樣性正成為AI for Science進一步突破的核心，如何用好存量數據、布局增量數據成為制勝的關鍵。

　　人才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要素。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周伯文指出：“我國在人工智能年輕人才培養和儲備方面有優勢，要給予有潛力的青年人才更大自由施展空間，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安全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底線。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世忠強調，《意見》將“堅持安全可控”作為基本原則之一，明確要求著力防范人工智能誤用、濫用、失控引發的安全風險。

　　治理體系：如何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挑戰?

　　人工智能如同一把“雙刃劍”，既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

　　吳世忠分析了四類安全風險：模型的內在風險(技術局限帶來的“不可控性”)、新型的倫理挑戰(價值沖突下的“認知危機”)、衍生的應用安全風險(數字空間的“新型威脅”)和潛在的國家安全隱患(戰略博弈的“制高點”)。

　　針對這些風險，《意見》明確提出“加快形成動態敏捷、多元協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通過制度完善、技術賦能、生態協同，為AI健康發展筑牢安全保障防線。

　　吳世忠建議，構建“四位一體”協同治理體系：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構建覆蓋自然人、機器人、數字人等主體的安全體系，建設“人機物”融合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建立人機協作的智能應急體系。

　　實施路徑：如何推動“人工智能+”行動落地見效?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余曉暉表示：“人工智能賦能行業的路徑符合數字技術應用的客觀規律，即遵循‘從數字化水平較高的領域率先突破，再逐步擴散到更多行業’的推進特征。”

　　清華大學講席教授張亞勤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驅動發展中心主任霍福鵬提出了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五大思路：堅持前瞻謀劃、強化系統布局、突出分業施策、推動開放共享和確保安全可控。

　　周伯文提出了三項實施建議：一是集聚創新資源，推動模型、算力、數據、人才、場景、資金等要素資源的協同聯動與高效共享;二是開展有序試點，優先選擇技術基礎扎實、應用潛力突出的地區和場景，組織開展“人工智能+”創新試點;三是堅持安全可控，提升人工智能基礎軟硬件及關鍵技術的自主能力。

　　徐強認為，要統籌好三組關系：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的關系、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推動發展與守好底線的關系。“‘人工智能+’工作涉及領域寬、參與主體多、覆蓋范圍廣、作用影響強，仍存在許多尚未可知的情況，需要在應用過程中鼓勵探索、大膽實踐。”

　　“人工智能+”行動是我國首次以技術革新和應用實踐引領者身份參與全球生產力重構的歷史機遇。正如徐強所說：“歷次重大的歷史性變革都具有群眾性，‘人工智能+’行動需要推動每一個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到這場社會變革。”

　　《意見》的出臺為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繪制了清晰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協同推動政策落地見效，共同譜寫人工智能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

　　通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我國將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塑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把發展“潛力”轉為現實“實力”、把比較“優勢”化為戰略“勝勢”，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提供更加堅實有力的支撐。

　　人工智能與千行百業深度融合的時代已經到來，這場變革將重塑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重構全球創新體系和產業格局。《意見》的印發，標志著我國正式全面啟動了“人工智能+”新時代。(中國發展改革報社記者 張守營、杜壯)